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今肥西县）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因其传奇的经历和特殊的身份，吸引了许多史学家的兴趣，对刘氏的研究可谓经久不衰。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刘氏应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军队、抗击外来侵略和开发台湾等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刘氏在传统诗文方面的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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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 |
此诗集由曾国藩作序于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民国元年（1912年）铅印（这个版本在同治七年刻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刘铭传孙刘朝叙为诗集写的“跋”）。到了1922年，刘铭传另一孙刘蘅?重印，此为壬戌铅印本，在民国元年本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刘壮肃公诗叙》、《清史稿》“刘铭传”传、《刘壮肃公神道碑铭》等。1995年，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决定出版刘铭传遗著，定名为《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于1997年出版。《大潜山房诗钞》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收入。
诗集共有诗129首，描述了诗人的戎马生活、怀古感时等内容，抒发了作者珍视友谊、关心民瘼的情怀，句式工整、言词铿锵、意境宏远。 如：
移师渡淮赠别六安诸友
一声吹角催分手，千里征途去故乡。
但愿亲朋勤慰问，不烦父老献壶浆。
劳人念念关情处，杨柳依依古道旁。
我向诸君长揖别，临歧涕泪满衣裳。
（《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24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千里远征，亲友话别，深情款款，既寄托了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又含有劝诫勖勉之意。这些言词凝练的诗篇，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军形象，是刘铭传心境的自然流露，也是研究刘铭传经历、品格和思想的鲜活资料。如《有感》诗：
不幸入官场，奔劳日日忙。
何曾真富贵，依旧布衣裳。
负性无谦假，宜人说短长。
莫如归去好，诗酒任疏狂。
刘铭传手书对联
（第417页）
争睹景星庆云为快；
乐居廉泉让水之间。
诗中流露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倦怠，隐约有归隐之意。
由于所记是作者亲历之事，还可从诗中窥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面貌。如《郊行》一诗，描摹的是作者一次郊游的见闻。那时秋收结束，禾黍已尽，树叶已经变黄，忽然看到一个老人独自在田间劳动，那老人见到了作者一行人，“走避殊仓皇”，作者很纳闷：“我行少仆从，我佩无刀枪”，那他为何要躲避呢？于是将那老人叫到自己面前问清情况。那老人立在道旁，战战兢兢地说：“今夏贼去后，大兵过此乡。贼至俱先备，兵来未及防。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所伤。骨断不能起，至今犹在床。暮年寡生计，空室无斗粮。所幸此身健，勉力事田桑。近凡见兵马，畏怯故走藏。”作者闻听此言后“殊太息”，“揽辔思彷徨”，并责问：“问彼统兵者，曾否有肝肠。灭贼自为贼，何颜答上苍。”（第433－434页）逼真地描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生活的艰辛，也寄寓了作者对民众的同情。
此诗集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文词练达，豪气干云。曾国藩说：“省三所为七律，亦往往以单行之气，差与牧之为近，盖得之天事者多。”（曾国藩：《大潜山房诗题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一辑，沈云龙主编：《曾文正公(国藩)全集・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第12839页），将它与杜牧诗相提并论。这些诗言近旨远，别有深意，确有唐人遗风。
二
刘铭传出身草莽、长期戎马倥偬，然而却热衷于写诗作文、且表现不俗，这与刘铭传的秉性、时代风气以及他的人生境遇有着很大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刘氏价值取向的反映。
刘铭传少有大志，声言“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第526页）。刘本人虽然对科举功名较为淡漠，但不慕求科名并不意味着不喜爱读书。刘铭传很早就表现出了对传统诗词的热爱，并且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有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1862年，淮军初建时，一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伴下悄悄来到淮军营地，只见：
淮军诸名人，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馆，诸人皆不知为曾帅，亦不趋迎鸿章。曾帅归语鸿章曰：“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为谁，即淮军有名之刘铭传。（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页）
《史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著作，刘铭传能够读懂此书而且饶有兴味，可见其时他的文化水平已经不低了。
刘铭传的家乡合肥一带向来文风昌盛，时人誉之为“淮南重镇，皖北名区，地络连延，人文蔚起”（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序》，载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②（清）黄云、林之望、汪宗沂纂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人人皆以读书为美，这对当地民风、政俗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地也有崇尚文化、谈史著文的传统和氛围。像刘铭传本人不仅喜爱诗文，书法也可称道。其他将领如张树声、周盛传等也都有著述。这样的人文环境对刘铭传的志趣指向无疑是有感召作用的。
此外，刘铭传所生活的时代有着浓郁的崇尚传统文教的风气。刘铭传没有科名，在官场上免不了受那些有功名的文官的气。对此，刘铭传是深有感触的：“盛朝修文不用武”（第408页）；“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第426页）；“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济世重经纶，自惭无抱负”（第433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本人没有功名，却自视甚高，反而瞧不起另一位同样没有科名的“武夫”――鲍超，刘“谓鲍超勇而无谋，仅一战将才耳，顾闻其威名出己上，尤悒悒不怡”（薛福成：《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364页）。可见，在刘铭传的潜意识里是鄙视没有学问的，既如此，他便刻苦学习，使自己显得有学问，以摆脱“武夫”形象。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铭传既然有着对传统文化的憧憬，那么就会在他的交游中表现出来，而这种人际往还，势必也会增长他的见识。除了李鸿章的教导、提携之外，早年，刘铭传与廪生出身的张树声和举人出身的潘鼎新等人交谊深厚，后来，随着刘氏地位的提升和交游的增广，又与吴汝纶、马其昶、陈宝琛、薛福成和郑观应等人相过从。这些人在传统文化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饱学之士，刘也身受其惠，尤其是吴汝纶，与刘铭传还有诗歌唱和。并且，刘铭传与他的私塾老师、然而却是他族侄的刘盛藻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他说：“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第60页）刘铭传的“博览”，不仅仅是西方的书籍和报刊，也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不仅仅是本能的爱好，也包含着一种现实的诉求，即为了“御侮”和“致用”。
刘氏诗歌写得大气、淳朴和真切，与刘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如《晓行》诗：
茅店闻鸡梦始惊，深宵睡起赋长征。
五更不辨旌旗色，一路惟听车马声。
战伐未曾歼巨逆，奔驰谁为定前程。
无家士卒何依念，俱喜南归不怠行。
（第427页）
既写出了行军的辛劳，又写出了作者的豪迈情怀和对士卒的怜悯。“对仗工整，极具灵性，出语自然，不假雕饰” （姚永生著：《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体现这种特色的诗在整部诗钞中还很多，这非亲身经历者是很难感受到的，没有卓越的文化素养也是很难表现出来的，诚如前人王友竹评价的那样：刘铭传“所著大潜山房诗钞，……其间名句，美不胜收。……此皆从阅历中得来，非他人所能道也” 〔王松（友竹）编：（线装）《台阳诗话》， （台北）株式会社台湾日日新报社，明治38年（1905年）年，第9页〕。刀光剑影的战斗、风餐露宿的军旅生涯，锻造了刘铭传诗歌的恢弘气势和真切感人的意蕴，决非一般向壁虚构的文人的绮丽柔和之风可比。
三
刘铭传是19世纪中后期的乡土中国所孕育出来的精英，那时的合肥乡村基本上还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大多没有文化，然而又渴望文化，人们的文化价值指向仍然是旧有的诗书典籍，人生的审美意趣也在于科举功名，所以刘铭传也有着对诗文的偏好。传统文化的魅力熏陶了刘铭传，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古典诗文的依恋，以致发展到“一月未作诗，闲情无所托”（第425页）地步。
然而，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了，她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为了自强求富，刘铭传留意西学，用新式武器和操练方法整肃军队，倡议筹造铁路、整顿海防，试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中国，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有益的。在他身上，交织着传统和趋新两重人格特征。
他的这种人格特征，是完全符合19世纪中后期乡土中国的社会实际和现实需求的，反映了从传统中国蜕变而出的一些先进人物在新的形势下的精神境界，折射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面貌：趋新而不忘旧、并且携带旧，新旧并陈。《大潜山房诗钞》和它的作者所隐逸的内心世界是值得而且应该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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